中财所配资APP下载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为何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_军事_长征_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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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下面是改写版，保持了原文的意思和长度，同时加入了一些细节丰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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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怀录

“新三人团”是指在长征途中，遵义会议结束后成立的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为区别于此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人们一般称其为“新三人团”。这是当时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指挥机构，虽然它只存在了几个月，从遵义会议成立一直持续到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才告终，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军史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多年来，笔者一直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新三人团”的成员会是这样组成的？尽管关于长征和“新三人团”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著述众多，介绍其成立的背景、过程、性质和作用的内容不在少数，但对于为什么具体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却鲜有深入的解释或讨论。几年前，笔者曾在一篇文章《朱德未参加“新三人团”原因探析》中做过一些初步分析，但显然这些分析还不足以全面说明问题。在这里，笔者将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形和相关史料作出探讨，希望能得到同行和读者的指教。

长征期间，军事斗争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所在。军情瞬息万变，形势复杂严峻，军事指挥必须高度集中，果断应对。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负责中央工作的张闻天注意到，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缺乏民主，独断专行，导致严重问题。为加强领导民主性，他常召集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针对军事行动展开集体讨论，甚至让不懂军事的同志也参加。会议中常常对军事行动进行激烈争论，耗费大量精力，同时也与战场上瞬息万变、需要集中指挥的实际需求形成矛盾，反而妨碍了作战指挥。尤其是在1935年3月10日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时，毛泽东是唯一反对的，他甚至以辞去3月5日刚刚担任的前敌总指挥职务来表达反对意见。然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也失去了刚任职不足一周的职务。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且高明的。此事之后，为适应军事指挥的迫切需要，毛泽东提议恢复长征初期的“最高三人团”指挥模式，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以强化军事指挥的集中统一。周恩来回忆说：“毛主席认为，既然之前那么多人集体指挥效果不好，还是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共同指挥战斗。”1943年12月，张闻天在日记中也写道：“在抢渡乌江之前，毛泽东同志建议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三人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经过打鼓新场事件，张闻天深刻认识到频繁开会妨碍战斗指挥，他作为非军事专业出身，十分支持毛泽东成立“三人团”，便于指挥集中，省去频繁会议的麻烦。于是，经张闻天同意并报中央政治局批准，1935年3月中旬左右，在贵州鸭溪、苟坝附近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即“新三人团”，负责全权军事指挥。从成立经过来看，这个小组的人选是由毛泽东提出，政治局最终决定的。那么，“新三人团”为何由这三人组成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的组合在当时最合理，既能保障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又能巩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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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任何行动都应服务于既定目标。结合“新三人团”成立的背景，当时主要有两大目标：一是实现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和果断决策，人数不能太多；二是确保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得到保障，因此成员选择必须有助于此。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的组合是最合理的，能很好地满足这两个目的。第一个目标较容易实现，因为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趋于正常，三人均为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此前是候补委员，会议后晋升为正式委员）。第二个目标则涉及到成员搭配问题，尤为敏感，三人中毛泽东自是必不可少。

◆周恩来

对于周恩来而言，他与朱德都是遵义会议决定的军事指挥核心，尤其周恩来是党内授权对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策负责任的人，同时兼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当时红军政委权力大于同级军事领导，是最高领导），在长征初期实现红军战略转移和纠正左倾军事错误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无论在党内还是红军中都有极高威望和影响力。此外，周恩人为人谦和、灵活、善于协调，能在红军高级干部和党中央同志之间起到重要桥梁纽带作用。在长征初期及遵义会议前后，他对毛泽东极为信任和支持。正因有他的坚定支持，毛泽东才得以随军长征，并使毛的主张得以采纳，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也离不开周恩来的贡献。因此，周恩来以其地位、权力、影响和能力，参与“新三人团”不可或缺。

◆王稼祥

选王稼祥则常令人疑惑，因为当时有许多地位更高、职位更重、懂军事的人未参与，而王却由毛泽东提名，且获政治局批准。笔者认为，这不仅因为王是毛泽东的支持者，更有深刻的政治策略考虑。首先，从策略上讲，王稼祥能团结留苏归国人员。遵义会议虽解决了迫切的军事路线和领导层部分调整，但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尚未彻底理顺，正如周恩来指出：“组织路线并未完全解决，甚至是勉强解决。”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并未彻底承认错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仍持反对意见，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更是坚决反对批评。会议后，这些教条主义者仍暗中活动，凯丰甚至公开挑衅：“谁对谁错，走着瞧。”因此，无论政治还是军事层面，都需团结留苏人员，争取他们支持。王稼祥作为从“左”派中脱离出来的留苏人员，担任军事领导，有助于团结这批同志，缓解内部矛盾，避免思想分歧影响军事行动，体现了毛泽东高超的斗争策略和大局观念。其次，王的加入有利于缓和毛泽东与他的矛盾。王在根本上支持毛，但对毛的军事战略战术不完全理解，毛任前敌总指挥后，王时常对指挥提出意见，要求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张闻天也召开过几次此类会议。打鼓新场事件后，张闻天认识到频繁开会阻碍指挥，赞同成立“三人团”，以期毛与王的矛盾能内部解决，不影响战事决策。毛、王的矛盾仅限于具体指挥问题，只要加强沟通，就能解决，有利于军事统一指挥。第三，王的加入为毛泽东提供了坚实支持。遵义会议后，毛虽成为常委，但军事指挥上仍是周恩来的助手。许多领导对毛的军事才能尚未充分信任，毛要发挥军事才干，实践军事思想，急需强力支持。打鼓新场事件充分显示毛的支持不足，张闻天也坦言当时包括自己在内对毛的信任并不坚定。此时，王作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是政治局委员和毛的坚定支持者，加入“三人团”极大增强了对毛的支持力度。在长征途中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张闻天已在中央负总责，王加入则进一步巩固了毛的领导力量。综上，在人员有限的情况下，确定“新三人团”的成员不仅仅从军事角度考虑，更要统筹政治因素，既重根本又顾策略，毛泽东提出由周恩来、自己和王稼祥组成军事领导小组，是当时最合适的人员搭配。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三人团”的人员组成，是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在全面考量当时复杂形势后做出的决策，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军事指挥的顺畅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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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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